过去几个月，中国有份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广泛地进行临床试验，也获得各国政府的紧急使用授权。因应这现象，有英美传媒分析北京实施「疫苗外交」（vaccine diplomacy），是为了修补国际形象。虽然同意「疫苗外交」之说，但认为其主要目的并非是为了修补形象，而是要配合北京已部署良久的生物科技产业战略，长远构建新一代全球生物相互依存关系。

回顾过去中国生物制药业的发展模式，中国在新冠疫苗研发的全球领导角色，勾勒未来新型全球相互依存关系的历史生物医药伦理支点。

根据世界衞生组织（WHO）今年1月20日发布的疫苗现状报告和《福布斯》（Forbes）中国版去年12月3日整理出的资料，已进入全球第三期临床试验的主要疫苗起码有16款，中国主导研发的有六款，合作研制的有一款，涵盖四个主要疫苗类型：灭活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重组蛋白疫苗和mRNA疫苗。

中国之所以能于短时间内发展出不同种类的疫苗，其实跟北京的长远生物医药科技发展战略有莫大关系，并非一朝一夕之事。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去年4月发表的有关报告披露，1999至2013年间，美国拥有全球一半的生物科技专利。与此同时，一些新兴科技国家也大量投资生物科技，例如韩国和新加坡，但其投资数额无法跟中国相比。这是因为中国的生物科技产业发展模式是「国家主导集群模式」（state-led cluster model）。

中国之所以能于短时间内发展出不同种类的疫苗，其实跟北京的长远生物医药科技发展战略有莫大关系。图为巴基斯坦一名人员在展示中国捐赠的新冠疫苗。（新华社）

国家主导的集群模式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生物科技已被北京界定为未来12项重点发展领域之一。2004年，国务院成立「国家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与促进产业化领导小组」，集合了科技部、教育部、财政部、农产部和衞生部的代表，订立生物科技产业发展目标，包括于2020年前让生物科技产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2012年美国的生物科技产业只占美国GDP的2%）。2018年，专责审批研究资助的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正式划归科技部管理，加强了科技部统筹研发的职能。除此之外，中国科学院也促进生物科技基础研究的发展。

地方省市政府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央政府在「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这些优势地区成立了三个「综合性生物产业基地」，并且在东北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成立了「专业性生物产业基地」。

医护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生物科技已被北京界定为未来12项重点发展领域之一。

这些以生物基地和生物园区等推动的「聚集模式」，促进了生物企业、资金、技术、人才等向优势地区集中，形成国家、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等共同推进生物产业的新战略格局，有助促进生物产业创新能力在地方的提升，也加快了技术产业化进程。